从2009年启动新医改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各级政府累计投入的经费达超过了5万亿元，投入的力度和强度前所未有。效果如何呢？
2014年初，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指出“政府对医疗卫生的巨大投入并未减轻个人的直接负担”；
2015年初，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是什么稀释了医改获得感？》
2016年初，针对记者提出的“老百姓还是不敢生病”的提问，全国政协发言人坦诚“我国的医改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毋庸讳言，把学界和官方的表达翻译成老百姓的大白话就是——新医改已经失败！那么，原因何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违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会误党误国。分析一下新医改为何失败，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导新医改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到了无视现实甚至践踏现实的地步。这一论断，我们可以从一个名叫李玲的北大教授身上看的清清楚楚。
李玲，2000年任美国Towson大学经济系终身职副教授，200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尽管李玲教授在美国生活了17年，没有任何医药卫生行业的经历，其医改理论形成于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医药卫生行业的实情缺乏必要的了解，但由于其“反对市场化、坚持政府主导”的观点有利于维护和做大政府部门的权力，因而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认可与推崇，原卫生部不但特聘李玲教授为医改专家，而且推荐其担任中央政治局第35次（2006年10月）集体学习的讲师。
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下，李玲教授成为知名的“红顶”学者，其在中国医改方面的话语权、影响力远非一般学者所能比拟，不但成为国家新医改方案的主要设计师，而且在事实上成为官方评判诸多医改事件和案例的“发言人”。
可以这样说，李玲教授的医改理论不仅成为指导新医改的理论，而且成为判断医改是非成败的标准。因此，罗列一下李玲教授的医改理论观点在无视现实、脱离实际方面是何等的离谱离奇，就知道数万亿的新医改资金为何会打水漂了。
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的医改理论观点之一：“看病难、看病贵”源于“过度市场化”
李玲教授多次发表文章指出，“医疗是一个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反作用的， 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后果就是‘看病难、看病贵’。”为了证明医改不能市场化、必须由政府主导的观点，李玲教授指出新中国“前 30年人均预期寿命从 35岁增长到 68岁。后 30年，1978~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3岁，增至71岁，这个增速是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并且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你可能会说，68岁就很难再增长了，但是香港、台湾、日本都比我们基数高，其增速都比我们快。”
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李玲教授的这一番言论不是一般的 “无视现实”，而是“罔顾事实”。
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疗不但不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反而是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化”指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职责在于加强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确保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市场主体不但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而且有自主定价、自由经营的权力，同时也自负盈亏。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
1、无论是公立医疗机构还是民营医疗机构的设立都需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划和审批，公立医疗机构根本就不存在被市场淘汰的压力；
2、90%的医疗卫生资源仍掌握在政府部门和国有机构手里，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得到政府的直接补贴，享有很多民营医疗机构根本就不可能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不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医疗服务的价格、药品的购销价格均由政府确定。
由此可见，中国的医疗完全是行政化管制，针对这些铁的事实，许小年教授指出，“正相反，过度行政化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
第二，中国“前 30年人均预期寿命从 35岁增长到 68岁”，最大的影响因素并不是“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
只要李玲教授不是故意无视如下几个事实，断然不可能将建国前30年的健康绩效归功于“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
1、1949年我国人均寿命35岁左右，1957年达到58岁左右，1976年则达到65岁。1949-1957这8年间，人均寿命增长了23岁，而1957-1976这21年间，人均寿命却仅仅增长了7岁。依照李玲教授的逻辑，增速急剧放缓，是否应该归功为“政府主导”失灵？
2、1945年，日本男性人均寿命只有23.9岁，到了1986年77.23岁，世界第一，而日本医改走的是市场化道路，依照李玲教授的逻辑，这是否可以归功为“市场化”医疗体制的奇迹？
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健康与长寿取决于下列因素：生活方式占 60％、遗传因素占 15％、社会因素占 10％、医疗条件占 8％、气候因素占 7％。
李玲教授仅直接忽略掉92%的影响因素，凭 8%的影响因素，抓小放大，以偏概全，就将我国前30年人均寿命的快速提高归功于“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如此逻辑真是不可思议。
第三，“1978~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3岁”也不是“市场化”惹的祸。
1978~2003年，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速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日本、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速，李玲教授将原因归结为“市场化”。这里面，李玲教授再一次犯了无视事实的错误：
1、1978~2003年，国际上，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制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的？如果两种体制都有，这一时期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速低于国际平均增速能够说明“政府主导”好、“市场化”不好吗？
2、1978~2003年，台湾、日本的增速都比我们快，而台湾和日本都是典型的市场化医疗体制，凭什么说中国医疗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
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的医改理论观点之二：宿迁投20亿巨资重建公立医院证明了“市场化”道路走不通
关于宿迁医改，李玲教授在2006年有一个调查报告，宣告宿迁医改完全失败。对此，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在《也谈宿迁医改》一文指出“判决下得如此斩钉截铁，不免令人欣赏。可是查问根据，还是空空如也”、“写经济散文也不敢这样下笔，何况叫调研报告？”，并用“大失所望”四个字来评价李玲教授的“调查”报告。
对于周其仁教授的批评，李玲教授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不过，2015年李玲教授以宿迁市投资20亿新建一所公立医院来证明“宿迁模式”是失败的，她说：
“这些年医改，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各个地方医疗服务的水平普遍都在改善。可宿迁的医院私有化以后，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医疗水平也没提高。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宿迁政府也不满意，早就想重建公立医院，把卖掉的医院买回来，可是对方不同意。当时仇和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后来宿迁政府出价10亿、20亿，金陵药业都不卖。现在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那就是它生蛋的鸡。宿迁政府没办法，只好在市区以外重新建一个2000张床位的医院，已经投入近20亿元，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有些老百姓认为，在医疗领域的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
在这一段表述中，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甚至践踏现实的地方不但多而且过分：
1、既然“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医院就赚不到钱，那“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又从何说起？
2、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县外住院率至少20%-30%，但宿迁农民在本县的住院率高达93%，宿迁公务员本地住院率也有85%。而且，全国很多地方为了限制患者外流，医保都是本地的报销待遇高于外地的报销待遇，而宿迁医保在市里报销和市外报销待遇相同。大量的农民、特别是大量的公务员选择在宿迁本地治疗，这足以证明“可宿迁的医院私有化以后，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医疗水平也没提高。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纯粹是无中生有、一派胡言。
3、宿迁老百姓在本地就医和到外地就医享受同样的医保报销待遇，医保资金的投入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怎么可以说是政府“不管我们了”？这究竟是“有些老百姓认为”，还是李玲教授的臆想？
4、事实上，宿迁要新建一所公立医院的真正原因不是民营医疗机构不行、不好，而是为了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补贴。2003年以后，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直接补贴很多，宿迁因为没有公立医院，上级部门不给这些补贴，2011年一算，由于没有公立医院，宿迁损失的财政补贴达7-10亿，所以新建一家公立医院。另外，负责新建一家公立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葛志健因为贪腐而落马，而在此前，葛志健在一个没有一家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担任卫生局长十几载都没有出事，实在令人感慨——大量政府官员认可并极力推崇李玲教授“政府主导”、“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医疗机构就必须掌握在政府的手上”等观点，其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平、效率、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还是为自己制造寻租机会呢？铁的事实证明就是为了权力寻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的医改理论观点之三：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起着撬动医疗卫生改革的作用
李玲教授认为，基本药物制度起着撬动医疗卫生改革的作用。“通过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撬动医疗机构运行机制改革,解决医院的过度医疗、以药养医问题,扭转医生激励机制。”
那么，这项制度实施多年的结果如何呢？
2012年，《健康报》的报道指出，“虽然药品回扣现象由来已久，但在医改以前，这种现象尚没有渗透到乡镇卫生院医生。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乡镇卫生院出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新现象：药品促销商把回扣直接发给乡镇卫生院医生。”其他媒体报道的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江西等地乡镇卫生院医生在新医改后开始收受药品回扣的丑闻证实了《健康报》的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李玲教授鼎力支持的基本药物制度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WHO提出的基本药物制度，是用来解决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因贫穷、战乱等原因导致的药物短缺的问题。我国药品生产企业5000多家，严重供过于求，存在的问题不是药物短缺，而是药物滥用。因此，用基本药物制度解决药物滥用的问题，无异于拿治疗腹泻的药品治疗便秘，指望这个制度解决原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为有关部门制造巨大的权力寻租的机会（基本药物制目录由卫生行政部门遴选确定，政策规定优先使用基本药物，报销比例高于非基本药物，因此厂家必须削减脑袋公关有关部门，把自己的品种塞进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地方增补目录）。例如，原广东省卫计委基本药物处处长伍新明就因为在制定广东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过程中因为收受贿赂而身陷囹圄。
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的医改理论观点之四：“安徽医改是了不得的一个制度的创新”
2013年3月，李玲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指出，“三年医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安徽的医改”，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实现了医疗机构的公益性、通过竞争性的用人制度防止了大锅饭、用信息化的手段解决了人情因素对绩效考核的负面影响、再加上双信封的药品招标采购解决了药价虚高的问题。 “安徽医改是了不得的一个制度的创新”。
然而，结果证明李玲教授的判断完全是“想当然”，不但严重脱离事实，而且与事实截然相反。
《凤凰周刊》2013年第4期刊载的《“安徽医改”，为何偃旗息鼓》一文指出“在新一轮医改中，安徽作为试点，严格实践了这一道路，证明此路不通。”
2014年，人民网刊载了一个药商给安徽省省长的举报留言：“我是亳州一医药公司药商，每次给涡阳下面卫生院送药，他们院长，医生，会计，药房都要我给回扣，不给院长不给签发票，会计不给打款，药房不给接受药品，医生不给病人用药，其他的公司给回扣就开他们的……城关，涡南，丹城，马店，石弓，店集，陈大，新兴，西阳，城西，花沟，青町，龙山，曹市等。都这样问我们要钱，……。” 对此，亳州市政府回复表示：石弓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存在严重违纪行为，涡阳县纪委已对其实施了“两规”措施。另有6家乡镇卫生院存在违规收取药品、器械回扣的问题，涡阳县纪委调查组正在对钱款的来源、去向等进行核查。
请问李玲教授，既然政府的投入换来了公益性的机制，那如何解释安徽乡镇卫生院医生的普遍索贿？既然安徽双信封的药品招标解决了药价虚高的问题，那如何解释药品回扣的空间？
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的医改理论观点之五：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就让医生的收入和药品收入没有关系
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被曝光后，李玲教授在接受央视的电话访谈时指出，“就是要破除我们目前以药养医的这样旧制度，建立真正保障公益性的新的制度，其实最近有很多地方的试点刚才片子里说的，北京五家医院已经取消了药品的加成，实现零差率，让医生的收入和药品的收入没有关系。”
在这一段访谈中，李玲教授将药价虚高和回扣泛滥的原因归咎于顺价加价15%，认为取消15%的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就能够“让医生的收入和药品的收入没有关系”，再次彰显了李玲教授说话完全是无视现实的自说自话。
1、众所周知，所谓顺价加价15%政策，就是医疗机构的药品零售价在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所谓零差率政策，就是医疗机构直接按照购进价销售药品，不加价销售，而新医改以来，所有医疗机构的药品购进价都由卫计委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定。药品的回扣是暗含在药品的采购价中的，而不是在医院15%的购销差价中的。由此可见，李玲教授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医生是否能够拿到回扣，关键在于药品的中标价是否虚高，而这又取决于投标的药品生产企业是否“伺候”好了主导药品招标的卫计委，与所在医院执行的是顺价加价15%政策还是零差率政策没有关系。
2、根据央视的报道，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中，市直区县73家医院100%涉案，这73家医院中包括22家执行顺价加价15%政策的县及县以上医院， 51家执行零差率的基层医院。零差率政策下医生照样收受药品回扣，怎么在李玲教授的眼里竟然是一个“让医生的收入和药品的收入没有关系”的制度呢？
李玲教授无视现实的医改理论观点之六：破除公立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才能实现公益性。
李玲教授在近期的访谈中指出，新医改“越改满意度越差的原因”在于没有改变医疗体系的逐利机制，让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未来的医改方向，就是改变这种逐利机制，让医院重新回归到一种社会福利性质的这种机构”。
这一论断充分展现了李玲教授医改理论观点的乌托邦性质——远离现实世界的自弹自唱！无视人的本性对社会秩序的基础地位，将理想社会建筑在虚幻的基础上。
1、李玲教授认为，通过加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实施药品零差率、双信封招标、信息化建设和绩效考核后，特别是实行“收支两条线”后，是“了不得的一个制度的创新”，破除了公立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使得安徽的公立医疗机构恢复了公益性。然而，安徽基层医院和医生索取药品回扣的事实、最彻底医改样本“安徽模式”的偃旗息鼓都证明李玲教授的医改理论和观点完全可以不顾事实，纯属自吹自唱；
2、“破除逐利机制”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公益性。计划经济时代，不许逐利，不许竞争，政府主导农业生产时，土地不打粮，年年欠收！政府主导粮食时，粮食短缺，全国挨饿！生产队、人民公社、粮食局，都是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单位，实践的结果证明他们并没有公益性！改革开放后，政府放权一步到位，允许逐利，鼓励竞争，土地归农民自主经营，粮食归市场，年年丰收，粮食吃不完。“农民个人”、没有粮食局的“粮食市场”都不是公益单位，但全国人民都吃能饱饭，市场竞争竟出现了公益性！
3、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破除逐利机制”完全是天方夜谭。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且无可厚非，正是“逐利”的市场竞争产生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当下的中国，除了医疗等极少数行业仍实行“半市场”的体制机制外，绝大部分行业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市场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企图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下，企图建立一个没有“逐利机制”的世外桃源，完全是天方夜谭，“破除逐利机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倒逼隐性的“逐利”。
综上所述，李玲教授的医改理论观点之所以荒谬无比，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视现实。
细心的读者也许要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玲教授为何要罔顾事实真相而自吹自唱呢？难道就不知道通过实际的调查获得事实的真相？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猜测有两个原因使得李玲教授无法看到事实真相。
1、成为卫计委的“红顶”学者后，李玲教授的调查研究更像一个“钦差大臣”到基层“巡视”，已经失去了学者独立调查的客观性。
这一点，通过一篇新闻报道，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记者从省卫生厅网了解到，7月26日至8月2日，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北京大学李玲教授一行14人来我省开展医改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秘书长、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詹夏来会见了调研组一行。高开焰厅长、徐恒秋副厅长分别接受李玲教授的约谈，就深化医改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杜昌智副厅长陪同李玲教授调研。……”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搞调研，李玲教授怎么可能看到实情、听到真话呢？
2、成为卫计委的“红顶”学者后，李玲教授的逻辑分析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理性。
这一点，通过李玲教授的微博，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2015年9月11日，新浪微博@李玲教授 发布一条微博“小政府V大政府？昨天见到美国卫生部长，Sylvia Burwell女士，我特地问她，她手下有多少人，也就是美国卫生部有多少雇员，她的回答是：7万8千人。我们卫生部原来二百多人，现与计生委合并后五百人左右，管13亿人的医疗卫生。他们能管好吗？有效的市场是管出来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引起了网友一片骂声，转发4361次，评论3110次，阅读量高达数千万次。
这条微博发出后，引发业内专业人士骂声无数。如@老坏-评论说: “作为学者，严谨是基本要义！美国卫生部的人手包括卫生、CDC、FDA等垂直体系下遍布全美所有联邦雇员。中国卫生部是这么算的吗？” @柳叶刀客-消化科医生 评论说：“